当今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再平衡、再调整的过程当中。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的问题不同，但是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中国经济已进入次高速增长时期，但中长期仍应乐观。一个大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告别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进入到一个次高速增长阶段。
展望近期的国际经济形势，欧洲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格局决定了欧元区政策协调困难，欧元区陷入经济衰退与主权债务危机深化恶性循环的可能性明显增大，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风险。美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未来一段时期经济起色不大。新兴经济体受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和外部市场条件恶化的双重影响，增长步伐也在放缓。全球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明显增大，经济运行中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矛盾远未解决，世界经济总体低迷的状况可能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言，欧元区和美国面临走向长期低增长、高失业、高债务和高风险的“新常态”的危险，就像日本在“失去的二十年”中所经历的那样陷入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停滞和不可持续的公共债务快速积累状态。为走出“新常态”，林毅夫教授认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突破发展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打开通向 “新新常态”的大门，让发达国家恢复稳健增长，并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成长率。中国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经验显示，此种“新新常态”是可能实现的。
就2013年而言，IMF预测，全球增长率在2013年为3．6％，但经济进一步减缓的风险异常高，经济增长有1／6的机会可能跌至2％以下。
IMF预计未来全球经济活动仅会有“小幅的好转”。预计2013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将为0．2％，较前次预测值0．7％有所下调。IMF在报告中强调，欧元区危机仍是全球经济前景面临的最显著威胁。IMF预计2013年，经济增长率方面美国为2．1％，日本则为1．2％。
中国经济进入次高速增长时期，但中长期仍应乐观
综合各方面的研究，一个大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告别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进入到一个次高速增长阶段。
在1978—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奇迹”。在经过了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综合各方面的研究，一个大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告别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进入到一个次高速增长阶段。目前，中国经济存在内外结构失衡、投资消费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等深层次问题。逆周期政策虽然短期内可以促使经济回暖，但是难以从根本上改善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现状，甚至会延缓经济结构再平衡的时点。在约束增长的制度改革之前，结构性失衡问题仍将长期存在，预期经济增速长期仍将放缓。
从细分的增长要素来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确实存在下降的可能。一是我国的人口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供求状况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2011年末我国总人口13．4735亿，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1．85亿，占13．7％，比上年末提高0．4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1．23亿，占9．1％，提高0．25个百分点。蔡昉教授等人的研究则表明，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二是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空间逐渐缩小。三是随着近些年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已经有了很大改观，从而使得进一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有所下降。四是东部发达省市增长明显回落，而从国际比较看，经济增速逐步下降，符合追赶型、压缩式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日本、韩国、德国在相似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率下降40％—60％。
但是，我们依然应该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从中长期发展来看，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潜力，中国前三十年发展所依托的许多优势并不会在“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完全消失。同时，中国30年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经验和技术储备，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健康、较快的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仅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是中国的城镇化率2011年刚刚突破50％，城镇化进程蕴藏着巨大的需求潜力，是中国扩内需政策的着力点。根据经验估计和测算，每提升1个百分点，就是1000多万人，这可是一个不小的国家。二是东西部地区差异较大，近一段时期以来，中西部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地区经济差异的缩小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从政治、经济目标看，预计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仍将保持在8％左右。IMF则估计，在2013年，随着内需的增长，特别是投资的增长以及刺激政策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增长增速将回升至8．25％。
此外，2012年发达国家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对全球的影响复杂而深远，我国必须高度关注输入型通货膨胀的问题。
